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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2019“爱心奖”揭晓海峡两岸及香港六位慈善人士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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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香港12月18日电 (记者 张晓曦)第14届?2019“爱心奖”颁奖典礼18日晚在香港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王振耀、孟维娜、孙春龙、张淑芬、刘一峰和香港的艾利雅六位慈善人士,因常年为公益事业付出、慷慨助人,被甄选为本届“爱心奖”得主。

本届“爱心奖”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爱心奖主办,凤凰卫视协办及制作播出,北京东西方慈善论坛及台湾现代财经基金会协办。六位获奖者每人获颁的14万美元将全额用于公益事业,泽被更多有需要的弱势社群。

张嗣瀛曾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现在看到中国发展了,我非常高兴,但是还不行,还要干,还希望中国再强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儿科血液学专家胡亚美研究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小儿营养性贫血治疗和预防方案,制定并推广合理的输液方案,使该病病死率由20%下降至1%。她又在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挽救了无数危重病儿的生命。“我最快乐的时刻,就是经过一番紧急抢救,孩子睁开眼睛叫我一声奶奶。”

1951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的汤定元怀着报国热情回到祖国。后来,他多次被人问起选择回国时的所思所想,他说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这种问题这么感兴趣,在他看来,回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简直不值一提。

分子生物学家孔祥复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用于临床治疗的α-干扰素,这是全球公认的治疗乙肝、丙肝和艾滋病的关键药物。

10月4日,自动控制专家、中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张嗣瀛逝世。35年前,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仪式上,年届六旬的他对着受阅方队中的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热泪盈眶——为解决该武器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问题,他研究了3年。

今天,他参与创建的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以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役效能为主的科研机构之一。

中国冷挤压技术的开拓者、塑性成形与数字化制造专家阮雪榆出生于日军侵占我国山海关后几天。山海关又称榆关,父母将雪榆关国耻之志写入他的名字。

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微电子学家陈星弼是我国第一批学习及从事半导体科技的人员之一,也是电子工业部“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专业第一个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功率器件领路人”。他是国际半导体界著名的超结结构发明人,其发明专利已被超过550个国际专利引用。

上世纪50年代,李恒德冲破美国的封锁回国。他说:“我全身流的就是中国人的血液,我就是喜欢中国,喜欢她的河山历史和文化。我就愿意生活在中国。”

获奖者、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获奖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心情十分激动。未来,他会进一步当好中国慈善事业的“垫脚石”,为中国慈善事业的进步、为中华民族融入全球慈善文明大潮发挥引领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其他获奖者也纷纷表达将继续帮扶弱势群体、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贺辞中表示,今年“爱心奖”6位得主背景不同,经历各异,但都以行善为志业,运用自身的条件和才干,在各自范畴济厄扶困,让弱势社群感到温暖,看到希望,成为典范。

8月,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布衣院士”卢永根逝世。

陈星弼热爱自己的事业,曾在谈及社会上的物质享受之风时,风趣地说:“我看那些人玩的水平很低,无非是消耗钱。他们玩的东西人人都可以玩,我们玩的东西他们玩不成。我们很骄傲啦!”

家国情怀也体现在科学家们做出的人生抉择中。

1956年,化学工程专家、我国湿法冶金学科奠基人陈家镛放弃在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他针对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急需,开拓了湿法冶金新工艺和新流程,使我国湿法冶金在很多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89岁,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和教育事业。

病理生理学家陆士新一生致力于肿瘤病因学、化学致癌与癌变机理的研究,首次系统证明了亚硝胺是我国食管癌主要病因,对食管癌研究作出卓越贡献。

工程热物理学家王补宣1949年从美国回国工作。1957年底,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本科专业。

气象卫星专家孟执中曾参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他担任过我国第一颗风云气象卫星风云一号的总设计师,并在风云一号研制成功后,继续担任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三号的技术主要负责人。

化学家、我国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重要奠基人之一卓仁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从研制光学玻璃防雾剂,解决炮镜、望远镜等“看不清”的问题,到研制彩色录像磁带黏合剂和助剂,解决当时电视屏幕的“闪”点问题,再到合成多种基因治疗化学载体,他倾尽所学只为民。

物理学家、我国中子科研领域主要奠基人之一章综,倡导和推动了我国散裂中子源的立项和建设,为我国中子科学和中子技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他生前埋首科研,很少公开讲话,几乎从没接受过采访。

物理学家、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红外学科奠基者汤定元,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之一,曾为“两弹一星”等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陈家镛曾说:“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和工业品倾销,就立志要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奋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病毒学家田波,在国家粮食产量低下时,研究无病毒马铃薯的种植,其方案被广泛应用。温饱基本解决后,他又涉足医学病毒,转入对乙型肝炎病毒、艾滋病毒、SARS冠状病毒等的研究。

今年6月,我国毫米波技术领域杰出专家和教育家孙忠良逝世。在身边人眼中,这位曾担任国防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总装科技委兼职委员、总装某专家组专家的老人,看上去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傅”。他们知道他干的是“大事”,但不清楚他到底做的什么。

同样出于科学报国的信念,材料学家涂铭旌在1958年登上从上海西行的列车,响应国家号召,举家西迁,前往建设中的西安交通大学,投身金属材料学科建设。

颁奖典礼上,“爱心奖”终选委员会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致辞表示,“爱心奖”发源于香港,透过14届82位海峡两岸及香港的获奖者、及其慈善机构同仁志工之手,将爱心种子由东方之珠撒播全球。未来,该奖项甄选全球华人慈善家、共选华人世界公益楷模指日可待。

据悉,“爱心奖”以香港为基地,意在用爱心、公益将海峡两岸及港澳连结起来、共融发展。(完)

87岁,一生节俭的他和老伴一起将毕生积蓄880万元捐出,成立教育基金。他说,支援国家搞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是不可能的。“我要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作为最后的贡献。”

物理化学家梁敬魁一生在基础材料领域取得大量创新性成果。作为一名做基础科研的专家,他的事业安静而低调,却为新中国工业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他为我国水稻遗传研究作出杰出贡献。他在70多岁时,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寻找野生稻种。

山西还将抓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按照整治存量、控制增量、规范整治方式、加强整治后场地管理的要求,确保到今年底,全省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率达到80%以上,并适时组织“回头看”,确保整治效果。同时,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和处置等作业标准和考核管理等办法,建立农民群众普遍参与的管护效果评价机制,引导和规范村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自觉参与维护村庄公共环境。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1月16日逝世的“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核物理学家于敏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心血管外科专家高长青开创了我国机器人微创外科,引领并推动了国际机器人微创外科的发展。他一生做过5000余例手术,无一失手。

神经药理学家金国章研发的镇痛药物罗痛定已载入国家药典,为中药现代化提供了成功范例。他的研究还为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氏症治疗药物的研发奠定了药理基础。

孙忠良为我国毫米波技术的工程应用和国防应用作出杰出贡献,其研究对推广5G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直到生命最后阶段,这位常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老院士,还在病床上与同事约定出院后要一起构建价格更低廉、创新性更强的毫米波超材料成像系统。

凝聚态物理学家王业宁同样以科研事业为乐,“从中学时代我就迷上了物理,光声热电的世界太有趣了!”上世纪60年代,王业宁提出“马氏体相变内耗规律及其机理”,比西方同行提出类似结论早了10年。她还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声光调Q-YAG激光器”,并在高温超导体和铁电材料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阮雪榆在国际上首创冷挤压许用变形程度理论,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黑色金属冷挤压技术。其研究成果广泛应用在轻工、电子、机械、兵器、航天、航空等行业,仅冰箱压缩机曲轴一项成果,就曾在3年中为我国节省外汇1320万元。

据了解,针对收运体系建设进展不平衡、终端处置设施不足、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不规范、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山西将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根据安排,至2020年每个县都要具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能力,每个乡镇都要具备生活垃圾转运能力,自然村组垃圾收运体系全覆盖,基本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整治。

翻开2019年离世科学家的名单,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成长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怀揣科教报国的心愿,付出毕生心血建设新中国,爱国者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这些科学家们几乎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创新。新中国70年科技史上的许多“第一”都与他们有关,拓荒者是他们的第三个共同标签。

凤凰卫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致辞说,面对当前严峻的政经形势和社会纷扰,“爱心奖”坚守信念,擢拔热心公益的楷模,借慈善之力弥合社会动荡的分歧,以慈善之光照拂观念疏离的焦虑,实在难能可贵。他还表示,会继续借助集团全媒体平台,为倡导公益慈善鼓与呼,为彰显华人的慈心善举倾心尽力。

材料科学家李恒德1956年在清华大学创立了我国首个核材料专业,为我国核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开拓者沈自尹,在临床进行支气管哮喘、肾病综合征激素依赖等中医药治疗研究,开发了急支糖浆、补肾益寿胶囊、补肾防喘片等新药。

固体地球物理学家曾融生是中国地壳深部构造研究工作的开创者,开辟了我国地球物理测深事业。同时,他也是位杰出教育家,曾参与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教研室和北京大学固体地球物理教研室的创办。其著作《固体地球物理学导论》是我国首部完整、系统地论述固体地球物理理论和应用的重要论著。

王补宣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曾感叹:“50年来我目睹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力逐渐鼎盛的发展过程,远超过我青少年时代梦寐以求的对振兴民族的期盼。”

于敏喜欢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认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非常好的品德。

在中国,于敏的名字曾绝密了28年。在“隐身”岁月里,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和武器化。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于敏多次否认中国“氢弹之父”的称谓,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随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路前行,无论时代抛出怎样的难题,科学家们总能竭力找到答案。面对废墟荒野,他们建造;面对疾病灾难,他们救治。他们的回答未来或将被取代,但“解题”的动作永远被定格。

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与栋梁,从来不像其外表那般享有夺目光彩。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奉献者是这些科学家们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这些“大国明星”们习惯将名字深埋于泥土,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了解这些不够“出名”的著名科学家。